史文文唐宋之际敦煌石窟马蹄形佛坛设计意涵探析以莫高窟第窟为例

facai888 景点推荐 2024-08-09 788 66 史文文唐宋之际敦煌石窟马蹄形佛坛设计意涵探析以莫高窟第窟为例

摘要：敦煌石窟中的马蹄形佛坛流行于唐宋之际，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研究发现，它在洞窟中具有多重功能属性，除充当戒坛外，马蹄形佛坛设计的目的是配合洞窟整体发挥着礼忏功能。其设计不仅有利于拉开有限空间，从而方便礼拜，更深层次的意涵则是通过高大的主尊和由马蹄形佛坛为焦点构建视觉形象，对步入“佛域”的信徒造成极强的视觉和心理效应，配合马蹄形中部缺口作为联通佛国的通道，发挥着引导“朝圣”者往生净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代表的马蹄形佛坛背屏洞窟，其西壁整铺的劳度叉斗圣变图像的出现绝不仅仅是纪念戒坛的起源，关联到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的大窟以及图像组合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一、提出问题

敦煌晚唐开始流行马蹄形中心佛坛窟，《敦煌学大辞典》解释：“殿堂窟又称中心佛坛窟、佛殿窟，为五代、宋的代表窟形。平面方形、覆斗顶，窟顶四角常有凹进之弧面，画四大天王。窟中心稍后砌佛坛，上塑菩萨像，坛四周与四壁之间保持距离，可作通道。坛前有阶陛，坛后沿有宽4米以上，厚约1米直接窟顶的背屏。”[1]关于中心佛坛窟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2]。本文在笔者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以莫高窟第196窟马蹄形佛坛为研究对象[3]。

第196窟位于莫高窟九层楼南边，洞窟形制为前后室结构，中间有甬道相连，主室中有单层马蹄形中心佛坛，东西长约5米左右，南北宽6.7米。前凹部分深约1.5米，宽3.45米[4]。佛坛上现存一佛二弟子一菩萨一天王，张景峰考证其主尊为释迦[5]。佛背后有背屏联通窟顶。

梅林先生在研究第469窟时认为，莫高窟洞窟内的壁画分布能够与律寺寺院布局相对应，考证出洞窟北壁东侧壁画对应律寺中戒坛所在位置[6]，并指出第196窟前室中与戒坛相关的内容，北壁正好是“僧戒坛”的方位[7]。赖鹏举先生在释慧谨推测第196窟具有传戒功能的基础上[8]，考察各壁图像后指出，该窟的基本形制与造像乃以主室中央的坛场为主，四壁围绕十方三世诸佛及菩萨海众，马蹄形佛坛置于主室中央，与四壁之间有相当的间隔。他认为若以此为戒坛，依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坛场为“内”，其外以“大界绕之”，两界之间，“应留中间，明二界非相接也”[9]，认定此窟为比丘戒坛窟[10]。《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记载了戒坛的起源：“佛在祇树园中，楼至比丘请佛立坛，为结戒受戒故，尔时如来依言许己，创置三坛。”[11]宁晴从资料辑录、供养人题记及开窟时间研究、第196窟前室北壁上方题记的研究、经变画专题研究等方面对第196窟的学术史做了全面梳理，结合前室南北壁上的高僧授戒壁画、甬道上方的千佛变、主室窟顶赴会佛、主室西壁的劳度叉斗圣变以及其余三壁经变题材，认为第196窟是一个菩萨戒坛窟，并且西壁绘制的劳度叉斗圣变的用意是纪念佛教戒坛创建的起源[12]。关于戒坛的形状，史书有载：

……至于坛相，则出地立基，四郊祠祭诸坛者是也！余案行诸坛，方基者多，唯圆丘一坛，分基九派，各施阶隥，其缘如别……依《别传》云：戒坛从地而起，三重唯相，以表三空，为入佛法初门，散释凡感，非空不遗……大随喜云：‘天竺诸寺皆有戒坛’。又述乌仗那国东石戒坛之事，此则东西遂远，坛礼相接矣。其坛相状，下之二重以石砌累，如须弥山王形，上下安色道。四面坛身并列龛窟，窟内安诸神王。其两重基上并施石勾栏，栏之柱下，师子神王间以列之……今据文求相，不言戒坛，然此戒坛即佛塔也，以安舍利……[13]

综上所述，结合文献记载，诸家都认可第196窟为一授戒场所。从这个属性来讲，认为主室中心的马蹄形佛坛为戒坛的说法目前是可以接受的，笔者表示赞同。但史书记载戒坛为方形，赖鹏举先生也指出了这一点[14]，缘何此窟的佛坛为“马蹄形”？且背屏后面西壁面积宏达的整铺劳度叉斗圣变仅仅是作为纪念佛教戒坛创建的起源？唐宋之际为何在敦煌频频出现中心佛坛大窟？一般而言，佛教场域中的图像配置意涵往往具有多重属性。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就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第196窟马蹄形佛坛形制源流蠡测

敦煌石窟中的马蹄形佛坛并非是第196窟一例，初唐就已经出现，但主要集中在晚唐五代宋时期。张景峰先生虽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但仍有若干信息较为值得关注，现结合该研究将其汇总于下表[15]：

依照统计信息，敦煌石窟最早的马蹄形佛坛出现在初唐第205窟，之后直到晚唐以后以添加了背屏、阶陛、勾栏等配置的样式集中出现，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初唐马蹄形佛坛的这种形制是怎么来的？为何在第205窟之后就“断层”了，直至晚唐五代宋时期又成为窟形主流？笔者拟结合图像资料与文献记载对这一现象做些尝试性溯源。

（一）“马蹄形”佛帐座配置源流

事实上，敦煌石窟中的“马蹄形”建筑元素并不是第205窟首创，其演变脉络也是有迹可循的，最早者在莫高窟隋代第244窟（图1），只不过是以佛床的形式出现的。第244窟窟室呈方形覆斗顶，西、南、北三面不开龛，紧靠壁面塑高大的佛及菩萨像于马蹄形佛床之上，窟顶四披边缘和四壁转折处绘联珠纹装饰，萧默先生认为这种样式具有帐杆的意味[16]，《营造法式》中也有“佛道帐”的记载[17]，因此，可以认为此种窟形是一座佛帐窟[18]。到了初唐，“马蹄形”配置同样以佛床的形式呈现，如莫高窟第319窟（图2），主窟室为一方形盝顶佛帐，室内西壁不开龛，而将尊像塑于佛床之上[19]。“帐形窟始于隋代，延续到初唐前期，之后衰落”[20]，“马蹄形”佛床的设置方式因之也发生了变化，如莫高窟盛唐第44窟（图3）。主室前部为人字披，后部有所谓“中心塔柱”[21]，正面开平顶敞口龛，内置浅“马蹄形”佛床，龛沿下方为两方形墩台，上置菩萨和弟子，整体配置似乎是为新一时期的造型作过渡。中唐时期，代表者如莫高窟第159窟（图4），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帐形窟改建为帐形龛，原来的“马蹄形”佛床整体被移进龛内，并显现出叠涩之状，即下层方形，上层“马蹄形”的配置，上置佛像，使其完全成为了佛帐座。莫高窟晚唐第361窟，则在此基础上，将下层方形座加宽，并在上下层的中部绘出若干壺门（图5），此后这一类形制在晚唐成为主流。据米德昉先生的研究，敦煌晚唐五代宋的新建石窟形制以方形深龛殿堂窟和中心佛坛窟为主，前者西壁开盝顶帐形龛，龛内置低矮“凹”形佛床，后者地面中央设“凹”形佛坛，并且这一时段的石窟形制，呈现出由晚唐以方形深龛殿堂窟为主逐步向五代以中心佛坛窟为主转变的趋势，这一趋势延续至宋末[22]。

图1莫高窟第244窟马蹄形佛床

图2莫高窟第319窟马蹄形佛床

图3莫高窟第44窟马蹄形佛床

图4莫高窟第159窟马蹄形佛帐座

图5莫高窟第361窟叠涩马蹄形佛帐座

（图1—5分别采自《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图版五九、六八、七八、八六、八八）

（二）佛帐座与佛坛、佛帐与佛殿堂辨析

以上分析大致可以梳理出敦煌石窟马蹄形佛坛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但还是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佛帐座与佛坛的关系；二是佛帐与佛殿堂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营造法式》中“佛道帐”条云：

造佛道帐之制，自座下龟脚至鸱尾，共高二丈九尺，内外拢深一丈二尺五寸。上层施天宫楼阁，次平座，次腰檐；帐身下安芙蓉瓣叠涩门牎；龟脚座两面与两侧制度并同。帐座高四尺五寸，长随殿身之广，其广随殿身之深，下用龟脚，上施车橹，橹之上下各用涩一重，于上涩之上又叠子涩三重，于上一重之下施座腰，上涩之上用座面，涩面上施重台勾栏，高一尺。勾栏之内施宝柱两重，其上设五铺作卷头平座，平座上又安重台勾栏。自龟脚上每涩至上勾栏逐层并作芙蓉瓣造。[23]

以上记载讲的很清楚了，佛帐的帐座，模仿殿堂阶基，最下面用芙蓉瓣叠涩为须弥座作基座，上施重台勾栏，阶前安设踏道“圜桥子”。然后再在阶基上起一层平座，上施小比例斗拱等铺坐，用众多柱子和横枋构成柱网，上面铺板，形成帐座的承载面[24]（图6）。所描述的叠涩形制与晚唐五代集中出现的重层须弥座式马蹄形佛坛基本一致（图7），而从以上图中可以看到，单层马蹄形佛床/佛帐座上，平座与基座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叠涩。《营造法式》“须弥座”条载：“垒砌须弥座之制……上中下三部分的名称，上部由宽向窄收缩数层谓之‘叠涩’；中间列格画刻有壺门处，称之为‘束腰’，下部由窄向宽放大数层也名之谓‘叠涩’。”[25]建筑造型的演变有一个从初创到逐渐完善的过程，《营造法式》记述的是北宋已经成为定式的建筑样式。故，从上述的分析，至少可以认为敦煌石窟早期的“马蹄形”佛床源自对佛帐座的模仿，这种建筑或许早在寺院中已然出现，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目前见不到实例，随着工艺的发展完善，到晚唐以后成为标准的叠涩须弥座式马蹄形佛坛。

图6佛道帐示意图

（采自《营造法式》，图版一九）

图7重层须弥座式马蹄形佛坛

（采自《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第143页）

关于佛殿的记载，最早见于《高僧传》：“其年夏（刘宋文帝424—453），雷震青园佛殿，龙生于天，光影四壁，因改寺名号曰龙光”[26]，可知东晋南朝时已出现佛殿的概念。佛堂的出现略晚于佛殿，同书卷十三载：“永明七年（489）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27]《南齐书》亦载（永明）九年（491）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28]。有学者研究认为，殿和堂是同一类型的建筑，殿是天子之堂，堂之高大者曰殿，即殿比堂的规模要大一些，或因在建筑群中所处位置不同而分别称为殿或堂[29]。因历史变迁之故，无法得知早期的佛殿堂具体面貌，可喜的是敦煌壁画为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北朝佛殿堂形象资料，如莫高窟西魏第249窟西披殿堂（图8）为一单檐歇山顶式，可能由于当时现实中斗拱技术不完善的缘故，殿堂出檐较短，檐口正中向上翻起障日板，殿身下部置叠涩殿基，上设勾栏。饶有趣味的是，莫高窟隋代第420窟西披“法华经变”中有一座佛帐，其帐座、帐身（用四角帐柱代替墙身）、帐顶形制基本等同此殿堂（图9）。《三辅故事》载汉武帝：“以琉璃珠玉……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30]“可见，帐是一种只用于神佛或帝王的庄严设施”[31]，由此，在一定条件佛帐和殿堂可看作是同一类型的建筑。

图8莫高窟第249窟西披佛殿堂

图9莫高窟第420窟西披佛帐

（图8、9均源自“数字敦煌”）

三、马蹄形佛坛的在建筑上的功能——基于莫高窟第196窟礼忏空间的思考

石窟寺是集建筑、塑像、壁画于一体的综合性宗教礼拜场所。其中，建筑不仅是表达佛教义理的依托，更重要的是在信仰实践层面为宗教内涵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空间，而且随着时代信仰的不同，建筑造型、空间配置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此时期通过造像和壁画来表达的信仰需要，帮助礼拜者完成“朝圣”旅行[32]。

（一）莫高窟第196窟为净土礼忏之道场考述

“礼忏是佛教活动中相当重要的修持法门，也是较普遍的宗教活动”[33]，源于原始佛教的“布萨”仪式，并随着佛教经典的传入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礼忏文的逐渐形成，至南北朝以后形成了完整的礼忏仪轨[34]。其内容通常包含请护法神、序文、严净道场、奉请、行道、忏悔发愿、礼拜、供养等[35]，借助法会之功，往生净土。佛教典籍中对礼忏次第顺序多有说明，如《请观世音忏法》之次第为：严净道场、作礼、烧香散花、系念数息、奉请、具杨枝净水、撒食诸方、诵咒、旋绕诵经[36]；《金光明忏法》之次第：庄严道场、顶礼三宝、香花供养、召请、忏悔、称名、撒食诸方、诵咒、旋绕、诵经[37]。《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亦有关于行道礼忏的记载：

若有众生……欲除过去亿百千劫障道五逆，犯四重禁，现世除灭令无遗余，应当修行此陀罗尼，三七二十一日护持禁戒犹如明珠，一日一夜六时行道忏悔十方，净洁洗浴，着新净衣，用七色华，三种名香，供养奉散释迦牟尼佛，于舍利塔前五体投地，悔过自责。[38]

说明礼忏时要面对着十方佛及舍利塔，期间还包含礼行道、供养等内容。故而，早期的石窟以中心塔柱窟为主，中心柱的东向面佛像是整个窟的主尊，前面有较大的空间，可以用来礼拜、忏悔、诵经等。中心柱与南、西、北壁形成的环形通道，正好为行道、绕旋等仪式提供了运作空间。“中心柱窟的出现意味着修行方式的改变，原本静态的禅坐修持，因为中心柱窟后部的甬道结构，增加了动态修持的内容。”[39]北朝以后敦煌石窟呈现出由中心柱窟向方形覆斗顶殿堂窟转变的趋势。杨明芬认为，这是由于早期配合禅修的相关行仪所设的中心柱窟已不再符合佛教礼忏活动所需的空间，某些不需要中心柱的行仪越来越盛行了[40]。笔者深以为然，同时，随着隋唐净土信仰的流行以及信徒的增加，符合信徒礼忏需要的大空间殿堂窟出现乃是应时代之大势，或许这正是为何在唐前期零星出现了中心佛坛窟，然而未能流行起来的原因[41]。

石窟寺是经过整体设计的礼拜空间，“石窟设计者和施造者可能是为了佛教某种思想的传达，也可能是为了某种宗教活动的功能，来决定造像的题材”[42]和石窟空间的配置。莫高窟第196窟由外到内空间配置为：除前文提到的外，前室为半开敞式空间，留有木构建筑遗迹，窟檐由四根木悬臂梁挑出[43]（图10）；佛经中常用右绕表示对佛陀的敬意，据《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顺佛行即右绕，西入东出，佛在我右，偏袒右肩示有执行之务，逆行则左绕。”[44]故，依照礼佛的右绕旋轨迹，主室南壁东起绘金光明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各一铺，西壁绘劳度叉斗圣变一铺，北壁西起绘华严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各一铺，南北壁经变下方屏风十五扇，各画一菩萨，下绘供养人像多身，东壁门上画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金刚杵菩萨共一铺，门南画文殊变，门北画普贤变，窟顶绘赴会佛与千佛图像（残毁严重）[45]。从各经变画与马蹄形佛坛上的尊像所处位置看，不仅形成横“三世”佛竖“三世”佛的华严十方三世格局，同时诸种净土变搭配使用，整个窟的净土意味不言而喻。另外，主室形制为方形覆斗顶，宽9.9米，进深10.5米，高8.5米，马蹄形佛坛前侧距东壁门3.55米，马蹄形佛坛距三壁1.6米，总面积为121平方米[46]（图11、12）。依据佛像的高度，马蹄形佛坛前部空间适合信徒立姿供养或跪拜时注视尊像，且尊像之间所形成的马蹄形“倒凹”形空间，有足够的位置放置灯烛等供养物。马蹄形佛坛将洞窟分为前后两个空间，且其与南、西、北壁形成的通道，提供了行道、绕旋的空间场所，使整个窟室形成一个“复合型”空间。再联系到前人对第205、98窟的研究，并结合宁晴对第196窟诸多图像是对大乘佛教菩萨戒忏悔思想的论证[47]，第196窟适合作为礼忏仪式进行的场所。

图10莫高窟第196窟窟檐

（采自《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图版一二五）

图11莫高窟第196窟立面测绘图

图12莫高窟第196窟平面测绘图

（图11、12分别采自《莫高窟形》，第205、206页）

（二）第196窟马蹄形佛坛在礼忏空间中的实际应用

萧默先生认为，马蹄形佛坛背屏窟是覆斗顶窟的发展，其组合配置与佛殿内部的布局如出一辙，背屏相当于佛教殿堂中的扇面墙[48]。营建于中晚唐的南禅寺（图13）、佛光寺和辽代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佛坛均为马蹄形加扇面墙也可印证此说。而“雕塑是佛殿的主体，是吸引信众进入殿内观摩的首要对象”[49]，如巫鸿先生所论，与通常的覆斗顶殿堂窟和中心佛坛窟相比，背屏式（马蹄形式）殿堂窟更明确地标识出视线的焦点和空间的等级，背屏前的佛高踞于胁侍弟子、菩萨等天众之上，并统辖整个石窟的空间[50]。换言之，马蹄形佛坛不仅改变了以往洞窟的图像设计程序，还拉开了有限的空间，使得尊像有了主次之分[51]，于观者而言产生一种“视觉秩序”。因此，马蹄形佛坛功能的探讨应将观者的视觉和心理效应与洞窟空间紧密结合。

图13南禅寺大殿横剖、侧剖、平面图

（采自《形制与空间：基于南禅寺雕塑的配置关系研究》，第11页）

从信徒“朝圣”的动态路径[52]，由外到内进入一个个独立而又统一的空间。首先，外部的窟檐建筑“挑出部分正好在空间中覆盖于栈道之上”，形成虚拟空间，马若琼认为这属于心理空间的范畴：当信徒步入栈道，便能感受到此窟的空间位置，虽未有实体界面进行空间的分隔，但虚拟的心理感受自然而然起到使人分辨空间的用途和作用。由栈道进入前室至甬道再到主室，“正是空间序列从始端至尽端的表现”[53]，在这个过程中，甬道起到过渡作用。由于马蹄形佛坛上的“礼拜对象从墙内被请到墙外，从窟室后部移到中心”[54]，信徒进入主室，第一印象便是纵长的空间和硕大且井然有序的主尊法相，配合高大的殿堂、满壁的绘画、幽暗的光线，使整个洞窟弥漫着一种迷幻性，正如李崇峰先生在论述印度“U”形塔庙窟时描述的那样，“这种神秘似乎把各种事物都溶解了，致使信徒以及各种各样的朝拜者感到他们自身置于一个虚构的魔幻世界之中”[55]。又由于洞窟窟檐、前室和甬道的缘故，整个主室整体上处于半密闭的状态，加之信徒处在背光的位置，使得这种半密闭空间中的迷幻性进一步增强了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慑力，使得礼拜者“感到自己真的身处于佛陀神域之中”[56]。另外，马蹄形佛坛中部的缺口象征的是佛国净土世界的天门[57]，此种图像设计类似于净土变中的“往生桥”[58]。信徒在此空间中展开祈福、礼忏，在这个过程中，其“肉体正飘向天堂，精神正在升华”[59]。

四、结语

敦煌石窟中的建筑、塑像、壁画首先是作为宗教艺术设计的，其主要功能是为了宣传教义，服务于僧俗两界的信仰需要，并且宗教属性往往具有多重性，流行于唐宋之际的马蹄形佛坛也不例外。本文选取第196窟的马蹄形佛坛，从设计的角度探讨其意涵。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与文献论证，可以初步认为，第196窟马蹄形佛坛设计不仅考虑到戒坛的因素，也作为整个窟“图像程序”的一部分充分发挥着礼忏的功能。马蹄形佛坛于礼忏道场中不仅起到拉开有限空间，从而方便礼拜的功能，还使得尊像之间有了主次之序。高大的主尊和由马蹄形佛坛为焦点构建的洞窟空间对步入“佛域”的信徒造成极强的视觉和心理效应，配合马蹄形中部缺口作为联通佛国的通道，发挥着引导“朝圣”者往生净土的作用。从这个思考角度来看，西壁整铺的劳度叉斗圣变将很难如先前学者所论述的那般，仅仅是作为纪念佛教戒坛创建的起源而绘制的，至于它存在的功能是什么？马蹄形佛坛的设计构造拉开的空间对于叙事上是否有引导？以及唐宋之际集中出现的这类洞窟在设计意涵上是否有关联？这些将是笔者接下来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2]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97页；孙儒僩：《敦煌莫高窟的建筑艺术》，《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20页；赖鹏举：《唐代莫高窟的多重“华严”结构与“中心坛场”的形成》，史文文唐宋之际敦煌石窟马蹄形佛坛设计意涵探析以莫高窟第窟为例《圆光佛学学报》2002年第7期，第97~111页；马世长：《中国佛教石窟的类型和形制特征》，《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50页；彭金章：《关于敦煌密教的几个问题》，收入敦煌研究院：《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张景峰：《敦煌石窟的中心佛坛窟》，《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31~42页；刘永增、陈菊霞：《莫高窟第98窟是一忏法道场》，《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29~40页；宁强：《敦煌石窟寺研究》，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45页；萧默：《敦煌建筑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54~56页。

[3]选择此窟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第196窟为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座有窟檐的石窟建筑（据敦煌文书P.2551V、3608V、4640、S.5448等号文书记载莫高窟各窟前均架设重阁栏槛。见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0、42、226、849页；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6~47页。）；二是第196窟为晚唐五代马蹄形佛坛窟中较早的，时代为唐景福到乾宁年间（893-894年），总体而言比较有代表性。“马蹄形”佛坛，学界有时候也称作“凹”形、“倒凹”形佛坛。

[4]石璋如：《莫高窟形》（二），台北：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第206页。

[5]张景峰：《敦煌石窟的中心佛坛窟》，《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36页。

[6]梅林：《469窟与莫高窟石室经藏的方位特征》，《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89~190页。

[7]梅林：《律师制度视野：9至10世纪莫高窟石窟寺经变画布局初探》，《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86~197页。

[8]释慧谨：《莫高窟第196窟前室北壁题记〈毘尼心〉考释》，《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4期，第68~75页。

[9]（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1892页。转引自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10]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11]（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大正藏》第45册，第807页。

[12]宁晴：《敦煌莫高窟大乘菩萨戒坛窟研究——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兰州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2页。

[13]《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大正藏》第45册，第1892页。

[14]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15]表中洞窟名称、窟主、佛坛样式、背屏、阶陛等均参考张景峰：《敦煌石窟的中心佛坛窟》，《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35页。笔者对其中的佛坛样式进行了新的细化分类，窟顶藻井参考了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6]萧默：《敦煌建筑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391页。

[17]（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九，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255~256页。

[18]马德先生也认为覆斗型洞窟以及窟内的盝顶帐形佛龛，都来源于帐。（见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19]有学者将西壁的此种样式称为“凹”字形佛坛。（见孙毅华、孙儒僩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3页。）但从佛坛的类型和具体形制上看，很难将此种样式归为一类，故笔者仍将其看做是同第244窟的佛床。

[20]孙毅华，孙儒僩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3页。

[21]此窟较为特殊，其“中心塔柱”与北朝完全不同，不仅后侧与西壁相连，整体造型也难以跟塔对应起来。

[22]米德昉：《形制与图像:莫高窟第100窟设计思想探源》，《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3期，第73~79页。

[23]（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九，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255~256页。

[24]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7页。

[25]（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九，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395~396页。

[26]（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6页。

[27]（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七，第503页。

[28]（南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2017，第361页。

[29]孙毅华、孙儒僩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1·建筑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页。

[30]（清）张澍辑：《三辅故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31]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32]冉万里先生在《从犍陀罗到云冈——盝顶形龛的形制与内涵》的讲座中，讲到龛形对于造像内涵的表达具有重要的辅助功能，会随着信仰和文化的变化发生一定的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对笔者此处的讨论主题有所启发，谨表谢忱。

[33]杨明芬：《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以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信仰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4]北朝时期，天台宗智者大师将大乘佛教的理观与忏悔相结合，制作了许多礼忏仪。其中，吸收和融会菩萨戒本授受程序中的“请师”“请圣”以及《请观音经》等经典中“请佛”等仪式，将“奉请三宝”仪式正式运用到以《法华三昧忏仪》为代表的忏法仪轨中。（见刘永增、陈菊霞：《莫高窟第98窟是一忏法道场》，《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33页。）

[35]杨明芬（释觉旻）：《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以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信仰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6~64页。

[36]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88页。

[37]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第219页。

[38]失译：《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一，《大正藏》第21册，第1332页。

[39]杨明芬（释觉旻）：《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以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信仰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

[40]杨明芬（释觉旻）：《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以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信仰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41]晚唐五代集中出现的包括马蹄形佛坛在内的大量中心佛坛窟主室均有大型空间。（参见石璋如：《莫高窟形》）（二），相关洞窟测绘图）。

[42]杨明芬（释觉旻）：《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以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信仰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页。

[43]马若琼：《莫高窟第196窟窟檐建筑艺术探析》，《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1期，第80页。

[44]（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3，《大正藏》第40册，第1805页。

[4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第67页。

[46]石璋如：《莫高窟形》，台北：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第611~613页。